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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,是法家思想使“秦国”变成了“秦朝”,但是,这也造成了秦统一以后迷信法家学说的潜在危机。
贾谊在《过秦论》(中篇)中写道:“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”
——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,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,它的路线没有改,他的政令没有变,所以秦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。
法家认为,“民之内事,莫苦于民,民之外事,莫难于战1”。为了让人民努力耕耘、作战,必须让人民处于贫穷困弱之中,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,才能让他们听话。
也就是说,在法家看来,富国与富民,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,二者不可兼得——
“民弱国强,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。2”
但是——但是法家没有意识到,当人民被剥削、贫弱到不能生存的时候,他们就不会再仰仗统治者恩赐下的那一点点食禄,而要自己去夺食!
届时,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,国家将不复存在。
在“秦国”时期,外部矛盾远远大于内部矛盾,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显现。但是在“秦朝”时期,因为之外部约束力量丧失,君主的私欲极端膨胀,弱民理论被推向极致。
极端化的理论指导了极端化的政治实践。
北伐匈奴、南戍五岭、修阿房宫、造郦山陵……以至于“田租、田赋二十倍于古”。
同时,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内之邪……重罚者盗贼也,而悼惧者良民也”,“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。3”
也就是“杀鸡儆猴”。那只鸡要重重的杀,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。
当秦朝劳役进一步加重,为了镇压百姓的怨声载道,自然要更重的严刑峻法。
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所以,与其说导致人民暴乱的是“秦法”,倒不如说是过度的“劳民”。
但是统治者们没有料到的是——
过于严酷的劳役下,那些贵族们从没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,他们眼里淬着愤怒的火焰,从田间地头、从劳役之地、从长城脚下抬起了总是低着的头,握紧了手上的工具。
极度的剥削造就极度的反抗。于是,秦末陈涉吴广于大泽乡站起身子,振臂一呼——
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!”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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